吕良彪
因大股东黄光裕入狱而引发的国美王国的“帝位”之争，在经历早期争夺道德资源的“口水战”之后，已进入资本搏杀为主导的实力对决。国美向何处去，取决于博弈各方之术、道、势，亦即道德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双方都用以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公司股东证明自己是国美更不可或缺、更能引领国美走向未来的领袖。
陈晓们一方面通过在危难时刻挽救国美的“功绩”和近两年来最佳半年报的“成果”，向公众证明自己对于国美的贡献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成功”展示出自己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理性和黄光裕类似“国王”的霸道，同时还以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为由通过起诉黄光裕来打击后者的道德正当性。
黄光裕则通过狱中发出多份“公开信”等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争取到了民众对其“国美王国”创立者的道德“正统性”的认可，并在一定意义上将陈晓置于“篡权者”和“外国资本代言人”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黄氏集团还指责陈晓引进贝恩投资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丧权辱国”，以陈晓关闭多间盈利能力不佳的门店粉饰报表为由指责其经营业绩“注水”，同时通过国美与苏宁市场从占有率、门店数量的全面落后批评陈晓经营理念的错误。
陈晓通过股权激励的“金手铐”，一度将国美高管层貌似高度团结地凝聚在一起。同时强调现有专业而职业的高管层，才是国美走向未来的最重要保障。进而抨击黄氏集团只会破坏，而派不出值得信赖的人员管理公司。
人力资源的匮乏曾是黄氏集团的“阿喀留斯脚踵”，好在这些年对邹晓春的着力培养使黄氏集团不至于只能派出黄光裕的妹妹们。邹被打造成国美扩张的法律保障者和具体实施人，同时又经历了中关村副董事长的历练。而杜鹃的戏剧性出狱，更使黄氏集团在人力资源上占得上风。而黄光裕对股权激励的认可，对原高管层分化、拉拢的策略，又使得原本未必铁板一块的国美高管层发生微妙变化。不过，心态矛盾的高管层们，恐怕也和那些持股待投的机构投资人一样，不到黄陈之争基本尘埃落定之时，不会坚定自己的立场和选择。
从目前国美的股权结构分析，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华平投资等外资机构投资人握有国美超过20%股权。在9月28日的特别股东大会上，这些机构投资很可能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决定国美控制权的归属。
国美之争，术不及道，道不及势。中国的游戏要看大势，要看如何操作更符合政治正当性之要求。国美虽然是间香港上市公司，其大股东也是离岸公司，但其业务却集中在大陆。因此，国美其实是与中国大陆有最密切联系的公司。而一家知名中国公司控制权的最终归属，虽然要取决于股东、取决于市场的选择，但这样一家公司控制权的选择，最终控制在国外的投资机构或其“买办”手中，无疑是很多人所不乐见的，也是不符合最重要的政治正当性要求的。几乎可以断言，杜鹃的出狱意味深长。国外机构若支持陈晓，即使在短时期内获得某种收益，最终也将为其超越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组成是多元而复杂的)付出代价。几乎可以断言，随着杜鹃的“非常规”出狱，陈晓基本大势已去。其变数，在于黄氏集团自身或可出现的“低级错误”----因此，防止“低级错误”是黄氏集团当下最最要紧的事情。
在一个国家资本与市场不可避免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即使是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国美谜局，其走向无非有四：陈晓出局，黄氏家族代表取而代之；陈晓胜出，国美将不断增发而渐“去黄化”；黄陈和解，国美治理结构进行调整；新的投资人主导国美，改组董事会。而无论国美控制权归属何方，国美治理结构亦必然因此番争斗而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凤凰涅磐”，无疑是件意义深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