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死啃本本，思想僵化，是思想解放的大敌，也是科学发展的大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着力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 以笔者之见，时下主要有“五大教条”束缚科学发展：
一是“左教条”，宁左勿右，形左实右。在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中，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极左思潮时有泛滥，急性病时常复发，宁左勿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人的思维定势，至今仍盘根错节。诸如，好大喜功，脱离群众，虚张声势，大轰大嗡，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急功近利，政绩冲动，高高在上，滥用权力，一些官员对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低进高出的圈地工程、养尊处优的衙门工程、人间天堂的别墅工程、走马观花的路边工程乐此不疲，只求轰动效应，不求实际效果；只求表面繁荣，不顾群众痛痒。表面上看起来很左，发展很快，实际上很右，“右”在忽视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当家作主被虚置，公共资源成了少数人任意支配的奶酪。
二是“洋教条”，食“洋”不化，顶礼膜拜。某些专家学者，一味迷信西方经验，把西方新自由主义奉为普适性的的价值取向，鼓吹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实行多党制、指导思想上实行多元化，把“去社会主义化”作为其基本的立场与主张；主张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但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热衷于民主政治，但反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方向；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主张 “市场单轨道”运行，力图把市场原则引入不属于也不应属于经济范畴的社会、文 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说什么“福利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以“高福利养懒人”为由，“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故作高深，误导决策，谬种流传，危害甚大。
三是 “古教条”，复古泥古，囫囵吞枣。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吞活剥、兼收并蓄，对精华与糟粕不加区分，主张全盘继承，试图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寻求现实社会发展的根本道路，诋毁五四精神，厚古薄今，复古泥古，幻想从封建文化中寻觅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大搞文化政绩工程，借古人的名，谋自己的利，美其名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政府公祭活动大行其道，如火如荼，奢侈华丽，劳民伤财，“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抬出一个死人,建造一座假坟;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百姓。”大把烧钱，天怒人怨。
四是“己教条”，抱残守缺，讳疾忌医。拘泥自身经验，陶醉已有的改革成果，把正常的发展态势看作是改革的重大突破，固守思维定势，讳疾忌医，对以往改革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自己不反思，也不让别人批评，动辄给群众戴上反对改革的帽子，用以前曾经解放了的思想，束缚进一步的思想解放，陷入 “ 己教条”不可自拔。如唯GDP是举，“见物不见人”，忽视生态文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发展指标等等。解放思想的历程，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历程。突破别人的教条主义不易，突破自己的教条主义更难。任何成功经验，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不进行调整，就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五是“集教条”，权力过度集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不让下级和群众说话，下面只能惟命是从，一鸟独鸣，鸦雀无声；个人专断，颐使气指；闻过则怒，动辄加罪。权力过度集中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一个弊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现在实际情况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明朝思想家李贽提出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谋求科学发展，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应 “不以马列之是非为是非 ”、“不以西方思想之是非为是非”、“不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不以自己经验之是非为是非”、“不以领导人之是非为是非”，大胆破除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取得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