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青年时期的韩德培
图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德培先生与夫人殷昭在武大校园
韩德培教授是我国当代法学家、教育家，国际私法领域的权威学者。1980年，创建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创建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现任职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并兼任国际研究所名誉所长，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学会名誉会长。
翻开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在为数不多的“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专栏中，有一个听来并不陌生的名字——韩德培。作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韩德培先生的名字链接着太多的光辉。在这光辉背后，则是他曲折一生中的一个个传奇。
一、一次听课，改变了一生
1911年，韩德培生于江苏如皋。其祖父韩大兴是曾跟随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孩提时代，他在祖父口中的戎马生涯里，秉承刚正不阿的浩气；也在家境败落、慈母早逝的不幸里，品尝世事炎凉。
1930年，韩德培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但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他的志向。一次法理课上，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教授说：“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这句话激起了韩德培学法的兴趣。他曾回忆，谢教授讲课只拿一支粉笔，却能把一般人心目中觉得枯燥无味的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多次去旁听谢教授的课，教室里坐不下时，他就站在窗外听。
再后来，韩德培找到谢教授，恳谈自己矢志学习法律的理想。“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最终成为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曾如此评价自己当年的决定。
二、哈佛归来，落户珞珈山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出身贫寒的他一边做学报主编，一边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
5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24个名额中，韩德培得到攻读国际私法的唯一名额。“本来机票都拿到了，却因欧战爆发，未能成行。等了将近一年，最后，和钱伟长等24人，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2年，我才去成了哈佛大学。”
三年后，应著名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的邀约，他回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后来，他又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
韩德培的家乡如皋，“皋”是“水边的高地”之意。武汉东湖边的珞珈山，也是名副其实的水边的高地。韩德培从如皋的乡野走向哈佛的大堂，又从异国的土地踏上中国重镇武汉，在美丽的珞珈山一待，便是整个余生。
三、心系国家，求教董必武
1945年秋天，韩德培给曾在日本研修过法律的董必武写信，在信中请教了两个问题：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的亲笔回信很快到达：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的韩德培，就如何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再次请教董老。董老的回信坦诚依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就能把握法学教育的方向；法学教育，我们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经验。韩德培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特意约韩德培来聊聊。见面后，董老平平和和，没一点架子。韩德培的紧张不安一下子消失了。
四、岁月动荡，仍追求光明
韩德培一直追求正义和真理，但劫难却再次降临。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免去了一切职务，遣送到劳改农场。
蒙受不白之冤达21年之久，但韩德培在那“风雨伴鸡鸣”的日子里，始终没有低头。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韩老曾回忆起这段岁月。当时他说，“（那时）我并没有消沉，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见日。”
文革结束后，韩德培开始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他通过各种途径将以前的教师调回任教，仅一年时间法律系就能够招收本科新生和国际法研究生。武大法律系从此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1980年，韩德培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如今，这两个所都已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提到这些，韩德培曾笑言，“我也算是为武汉大学争了光。”
五、书写报告，为国挽回损失
韩德培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国际私法。简单地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法律不同，如果民商事纠纷涉及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该按谁的法律来解决？国际私法就是在解决这种法律冲突中发展起来的。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联邦德国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可以，但中国要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此导致的间接损失。账算下来，多达好几亿美元。
有关部门想到了韩德培。韩德培专程赴京，和法学家周子亚一起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并写出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说明了中国公司并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只能进行“适当补偿”。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根据这份报告，经过谈判，国家的损失减少了3/4。
六、燃尽余热，寄望后来人
进入晚年以后，韩德培还经常跟家人说，他这一代法学研究者失去了太多宝贵的年华。他曾说，“我在法学领域的建树，还远远未能达到我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期望。”于是，他悉心栽培年轻人，在最后的岁月里，还亲自带着博士生。
两年前的一个冬天，他曾说，“过去我看学生的文章连标点的错误都看得出来，现在就是用放大镜也看不出来了。”接着又补充说，“我现在只能通过谈话指导一下学生。”言语中竟流露着歉疚。
韩德培在2000年曾写下一首《九十有感》，充分表达了他心中对法学、对学生的爱。诗云：岁逢庚辰年，九秩入高龄。虽云桑榆晚，犹存赤子心。满园百花放，盛世万象新。鞠躬尽余热，接力有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