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6日下午，犯罪嫌疑人朱某因与受害人丁某、毛某发生纠纷，先指使犯罪嫌疑人衡某等人携带砍刀等工具到其指定地点，又指使犯罪嫌疑人吴某等人携带砍刀等工具到其指定地点，会合后，朱某带领衡某、吴某等人找到受丁某、毛某，朱某、衡某等人将丁某砍致轻伤，吴某等人将毛某砍致轻微伤。2009年3月，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朱某被依法移送起诉，同年4月，犯罪嫌疑人吴某被抓获归案。
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对吴某是否必须移送起诉产生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直接作行政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必须移送起诉。
认为可以直接作行政处罚的基本理由有：1、吴某属于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情形。2、吴某符合法定不起诉情形，无移送起诉必要。3、吴某符合酌定不起诉情形，移送起诉后，人民检察院必定作不起诉处理，从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应当可以直接作行政处罚。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必须将吴某移送起诉。
一、吴某不属于“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情形
认为可以直接作行政处罚的依据之一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八条，该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理或者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
哪些情形属于“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呢？笔者认为，这里的“不够刑事处罚”应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不构成犯罪，二是行为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吴某接受犯罪嫌疑人朱某指使，携带砍刀等作案工具，并在朱某的带领下，共同伤害他人身体，虽然其本人的直接行为仅导致受害人毛某轻微伤的结果，但是其与犯罪嫌疑人朱某共同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已经非常明显，且朱某等人的直接行为导致了受害人丁某轻伤，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吴某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犯罪。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制作《起诉意见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无行为则无责任，构成犯罪并具有责任能力的，就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本案中，吴某属于“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情形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二、犯罪嫌疑人吴某不符合法定不起诉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绝对不起诉、法定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吴某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二）至（六）项规定的情形，但是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之情形呢？
笔者认为，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这一规定的理解，应从犯罪的本质方面进行把握。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的，应理解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其结论只能是不构成犯罪。
根据上文分析，犯罪嫌疑人吴某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犯罪。因此，犯罪嫌疑人吴某并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之情形，不属于法定不起诉的情形。
三、犯罪嫌疑人吴某不必然符合酌定不起诉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
哪些情形属于“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之情形呢？对此，《刑法》总则和分则部分均有相关的明文规定。总则部分如《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分则部分如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犯罪嫌疑人吴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是，不能因此就认定吴某必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情形。因为，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分三种方式处理，一是从轻处罚，二是减轻处罚，三是免除处罚。只有在吴某符合免除处罚条件时，才符合“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之规定，而吴某到底符合从轻处罚条件、减轻处罚条件还是免除处罚条件，事实上并未明确。
四、即使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也不是必定作出不起诉决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享有一定的裁量权，即可以决定不起诉，也可以决定起诉。易言之，对于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二是人民检察院决定起诉。
五、直接作行政处罚，未必节约司法成本
从表面上看，直接作行政处罚，似乎是节约了司法成本，但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根据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原则是全案审查。虽然公安机关不将吴某移送起诉，使得人民检察院暂时对吴某的行为无从审查，但是，待其余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之后，人民检察院仍需对吴某的行为进行审查，所以，笔者认为，节约司法成本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六、对吴某直接作行政处罚，已经超出了侦查权的界限。
权力是必要的，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分权无疑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好办法。《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起诉权由检察院、审判权由法院行使进行了明确划分，这就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必须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定权力不可侵犯。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起诉决定权只有人民检察院依法享有，公安机关对构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只享有起诉建议权，而对吴某直接作行政处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行使了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权，这种做法已经完全超出了侦查权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