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表示：“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和论证这件事情，正在想办法制定这个。不过阿勒泰只是一个地区，如果要在全国推进这件事情，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再完善的地方。”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全国人大出台刑法补充规定，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新罪名以来，至今已经是21个年头。实际上，这个罪名设立后，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被追究“巨额财产来源罪”的人不是没有，而仅是偶然或者附属于其他罪而被追究：一、偶然被追究。记得第一例被追究此罪责的是武汉市某局长，被小偷入室偷了巨额财产而不敢报案。小偷因再次盗窃被抓后供出，致东窗事发，被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附带被追究。本来是查贪污、受贿的，但被追究责任的人许多财产实在说不出是谁送的了，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没收这些财产。
单独、认真地追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刑事责任的，我是闻所未闻。不能说是司法机关殆于执行，只能说：这个刑法新条款缺乏最起码的配套法律和配套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88年虽然出台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没解决：一是，按照该罪规定，官员有义务说明巨额收入或支出的合法来源，这个义务的法律依据、制度依据是什么？二是，谁有权利去稽查？不履行稽查义务将承担什么责任？三是，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去查？是抽查？还是普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基础性制度。这个制度使每个官员申报财产的义务具有制度基础，也变成常规化、程序化。其实，记得8年前中纪委也出台过类似党员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但始终没见实施。真正进行制度化、动真格去试行的，是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小地方--阿勒泰。
实际上，这套制度有非常现成的、成熟的参考，许多国家已经多年成功实行多年。在我国，也不见法学家提出在中国实话这项制度有什么难点。我们只听说学者为这项制度叫好，因为打击腐败的司法行动是治标的，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治本的，可以挽救无数官员。倘若申报制度尽快实施，许多贪污、受贿的案件就不会发生。
这样好的制度为什么不尽快实施？合理解释只能是：涉及的利益关系太大，阻力太大。我的结论是：官员财产公示--不差论证缺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