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依法缺德”者，指依照法律规定或参照法律精神而干缺德事儿之行为也。之所以还要冠以“主义”，乃因这词儿就像高帽子，一旦戴上，就能令人侧目。君不见有“半糖主义”乎？他半斤糖都加得主义，咱也加得。
发明这一新概念，绝非凭空捏造，而是对社会现象的归纳总结。曾有统计资料表明，吾国学法之人的犯罪比例，高于不学法的人；学法人之中，执法者的犯罪比例，又高于不执法的人。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观之，犯罪是对法律的藐视，亦是对道德的蹂躏。懂法之人，理应更好地遵守道德，结果却更容易做破坏道德的事。噫！简直是种下了黄豆，长出来的却是狗尾巴草，真叫人跺脚！然生气归生气，从中却可以抽象出一条规律：法律水平的升降与道德水平的升降，并不绝对成正比，也会出现法律水平越高而道德水平越低的人物。
在传统“礼法合一”的法文化模式中，缺德等于违法，违法就是缺德，都要受到刑罚的打击，无法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自由穿行，“依法缺德”之说，故付阙如。比如在唐朝，谁干了“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的事，就要被打屁股，轻则四十，重则八十，罪名是“诸不应得为罪”。这种道德与法律合二为一的制度，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不利于权利保障。始自清末改革，法律制度采自西夷，形成道德、法律分而治之，刑事、民事分部门设置法律之体系，以缩小法律的打击面。这种改革，虽代表了世界先进法治文明潮流，却与国人传统的法律观和道德观有些脱节。德、法分治，意味着某些领域中缺德不一定违法，违法不一定缺德，便有空子可钻；法律之中又有刑、民之别，则有避重就轻的回旋余地，“依法缺德”由兹生焉。
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发现了这一现象。一个汉子因妻子偷人而打伤了奸夫，按当时法律，奸夫虽然缺德，但不算犯罪，殴伤他人却有罪，故奸夫便到县衙告本夫构成伤害罪，而本夫却拿奸夫无可奈何。“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歹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演及今日，“依法缺德”的行为，已发展成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且有相应的理论指导(只有行为没有理论，不过某些人一时心血来潮之举，是不配称为“主义”的)。其中主要有两种形态：
一曰“绝对依法缺德”主义。指依照法律规定而为缺德事，其理论在于灵活运用德法分治的制度框架。某些行为，虽然违背了道德规范，但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便放手去干。生活中常见的“性贿赂”问题，便是典型。从1910年沈家本修订《大清新刑律》以来，“无夫奸”逐渐被驱出法律领域而归道德调整，诸多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虽然缺德，却不算违法，更不能视为犯罪。有了这种改变，“依法缺德”主义者便可以充分发挥性别优势，左傍右靠，上下勾结，官运财运与日俱增。国法其奈我何哉？
某些行为，法律有规定但有一定条件限制，便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干。忤逆不孝之徒，既不扶养年老父母，又不愿受法律制裁，便把那《刑法》第261条规定研究透彻，懂得了子女不赡养父母，要“情节恶劣”的，即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才构成遗弃罪，就把自己的不孝行为，总是控制在这一幅度之下。如此，则将父母饿得到处讨口要饭，无罪矣！将父母气得打嗝捶胸兼卧床三天，亦无罪矣！缺德都冒烟了，刑法也只能望之兴叹。
二曰“相对依法缺德”主义。指参照法律的精神而为缺德事，其理论在于灵活运用刑民有分的体系设置。有的行为既违法又缺德，但法律设置的程序十分繁杂，受害人很有可能不愿追究；即便追究，也是受到的制裁轻而得到的利益重，遂恣意为之。层出不穷的债务纠纷，便是显例，大多数债务人欠债是实，却总会从“主体”、“时效”、“证据”等方面搜罗出种种理由，依法进行搪塞。
故民间有谚云：“贷款三千万，从没打算还。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不是法院不敢判，而是不能将这样的借贷纠纷当刑事案件来判。债务人正是掌握了法律之中还有民、刑之分的精神，知道欠债不还最严重的法律后果不过是“返还借款并支付违约金”，总不至于坐牢杀头，于是缺德之志更加坚定。等到判决生效后，也可以在“执行难”的大气候中另寻良机。据报道，全国民事裁判的标的执行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看来还是脱网的多而被拿下的少。就算在执行过程中有了“拒执罪”的嫌疑，实践中又见几人被诉了罪的？就算真的被正以典刑，最多也不过三年有期徒刑。以三年自由而搏三千万，连睡龙先生看了都眼红，谁敢保证不“必有勇夫”乎！
呜呼！“依法缺德”主义的肆虐，非吾国吾民良心大大的坏啦，乃因制度上有漏洞。而人的本性又是趋利避害，您能叫他不钻乎？故欲法治日善，必得在法制建设上减少这样的漏洞；而欲漏洞日减，必得对传统法观念、法心理给予关注和吸纳。言必称希腊式的法律移植可以休矣！
